因为「断子绝孙」背后被斩断的价值和意义对他们来说就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在前现代社会，养育后代并不是个人的选择，而是生存、宗族延续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必然结果。「断子绝孙」之所以可怕，是因为它意味着血脉和宗族网络中的价值彻底断绝，一个人在家族共同体中的意义随之消失。
进入现代社会，工业化和二战后美国的中产阶级繁荣，第一次让大批人不必为温饱发愁。与此同时，人本主义心理学提出「自我实现」，自由主义文化强调个体自主，于是「自我实现」和「社会化」逐渐成为独立的命题。在这种语境下，生育从一种义务转变为一种选择，并被纳入「完整人生」的逻辑之中：它不仅是延续生命，更是实现自我、承担责任、完成社会化的重要环节。因此，在现代价值观中，「断子绝孙」的可怕不再是家族灭绝，而是剥夺了人成为「完整之人」的可能性。随着全球化、心理学教育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扩散，这套价值观传播到了全世界，中国大约在2000年前后也逐渐接受了这种现代语境。
而到了当下，可以称之为「后现代」的语境里，这套逻辑本身正在瓦解。教育体制、职场环境和社会制度共同阻碍了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化，年轻人普遍晚熟，甚至主动拒绝「成熟」。当一个人尚未建立起完整的自我，也没有扎根在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里，就难以生发出「主动奉献」和「个体延续」的内在需求。于是，断子绝孙在他们眼里失去了可怕之处，因为那背后的意义本就从未真正诞生。
养育后代是完整人生的一部分。它不只是生物性的性冲动，而是更高层次的「被需要」和「主动付出」的需求。这种需求的诞生需要前提条件：足够的自我实现和足够的社会化程度。只有当这两个前提条件同时存在，一个人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「向外投射」的欲望，把自己交付给别人。
然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，这些前提往往被系统性地阻断。教育阶段，人被训练成做题机器，成绩至上，个性与创造被压抑；青年阶段，二十多岁仍被视作孩子，社会不承认他们是完整的成年人；工作阶段，好不容易实现经济独立，却又掉进 KPI 和职场压榨，「我」被压缩成一个工具人。在这样的路径中，「我」的主体性与价值不断被剥夺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求年轻人去「为别人负责」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责任感的前提是先要有一个完整的「我」，但许多人连「我是谁」都没活明白，就被推着去承担育儿责任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不光难，甚至是荒唐的。
年轻人觉得「断子绝孙不可怕」，其实是一种在压抑环境下的自我防御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「晚熟」，而在于社会没有给他们成熟的土壤。教育、职场、制度把人成长的路径截断了，个体被迫延迟社会化，甚至干脆放弃了。所以，当他们说「不生」，更多是系统性问题的结果，而不是个人选择的失败。
然而需要警惕的是，大环境并非一成不变。社会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重新释放空间，被推迟的自我实现与社会化也可能终于到来。那时，如果生育年龄的窗口已经关闭，一个人或许会突然意识到：自己错过了通过养育后代成为完整之人的机会。
除非他能拥有一整套与现代价值观不同、却足够自洽的价值体系，否则这种错过将不可逆。
所谓「充足的自我实现程度」，并不是指一个人达成了惊天动地的成就，而是能够在现实世界中确认并接纳自我：清楚自己是谁，想要什么，能够做什么；既不一味依赖外部评价来定义自身价值，也能在生活里持续发挥自己的特长与兴趣。这样的人，哪怕成就普通，也会有一种稳定的自尊与笃定感，知道「我存在的意义」不止是被别人驱动。
而「充足的社会化程度」，不是被动困在原生家庭的角色链条里，更不是在职场上下级的链条中充当一个可替代的节点，而是能在一个网状的社会关系中自然地定位自己。一个人既是子女，又是朋友，又是伴侣，又是同事，甚至是某个兴趣圈或社区中的一员；这些角色相互补充，让个体在多重关系中被需要、被承认，也能向外付出。这样的社会化，才是完整的，它把人编织进一个活生生的网络里，而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工具。
当自我实现和社会化都达到充足的程度时，个体自然会生发出「主动付出」的欲望，希望把自己的时间、精力、资源和情感传递给别人。而在所有可能的付出形式中，生育和养育子女是最特殊的一种。它的特殊性有三点：第一，它带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逆性，别的付出可以随时开始、随时停止，但子女的诞生意味着一种终身且绝对的责任；第二，它是无条件的依赖关系，父母与幼年子女之间不存在功利性的互惠，而是彻底的、唯一的「被需要」；第三，它为个体提供了最直观的延续感，不仅是基因和血脉的延续，更是一种生命经验和价值观在新一代身上的再生。
正因为如此，虽然事业、志愿服务、友情甚至艺术创作，都可以成为「主动付出」的渠道，但只有生育和养育，汇聚了生物本能、社会角色、文化象征和个体延续这四个维度。它不仅让人「付出」，更让人体验到完整的生命循环。因此，在充足的自我实现和充足的社会化条件下，生育才会显得格外特殊和不可替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