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如果从线性的进步视角去观察，可以看到一条大致清晰的脉络：社会从愚昧走向奴隶制，从分封的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或城邦并立，再到资本主义革命推翻旧秩序，建立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。此后，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不断遭遇自身矛盾的反思：一方面孕育了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试验，另一方面也在内部衍生出对自身加以修正的「现代性」——一种以制度、规则和契约为约束的秩序。
在这条脉络下，选择「现代性」意味着选择一种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形态。它绝不完美，却至少保证了规则的可预期性，使个体能在自由与秩序（权力）之间找到平衡。而与此相对的，是另一条路径：选择「进入体制」。看似是走向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某种社会主义实践，实际上更多的是走向了「权力叙事」。古老的中央集权和权力叙事在现代的「还魂」，是一种资本主义革命不彻底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残余。它也许具有某些「现代」特征，而更像是古老的权力逻辑披上了现代的外衣。
党在早期曾是一个极左的理想主义政党，强调解放、平等和社会公平，试图开辟一条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道路。然而执政之后，理想逐渐被现实撕碎。社会主义实践在短期内依靠集中力量和政治动员取得过显著成效，但长期看却难以摆脱官僚化、僵化与腐败。共产主义理想逐渐退化为一种外壳，一面成为维系统治合法性的旗帜，而不再是社会政策的实际导向。旧有的权力逻辑随之死灰复燃：民族问题从来没有彻底解决，反而带来了更具现代性的冲突；比古代更加复杂、庞大的利益集团随着改革开放更加盘根错节；为了维系统治的各种古老技艺再次浮现，像是千百年来帝国体制的幽灵，又一次借尸还魂。
即便是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」这样的创新概念，也更像是一种功利化的折衷：市场逻辑被承认，却被当作发展工具，而不是社会的制度基础。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这里被部分引入，但只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，从而进一步巩固权力本身。我们看到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试验，而是对资本逻辑的有限使用与对权力逻辑的全面固守。
这种演变，使得体制失去了原本可能承载的「未来感」。它本应是人类历史新阶段的探索者，却退化为集权制度的现代翻版。也正因此，对于体制的反感，并不是纯粹出于个人情绪，而是因为它在历史进步的意义上缺乏真正的现代性。
这一点与当代年轻人的处境紧密相关。在职业选择上，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系统的权衡：
• 进入体制或央企、国企，看似获得稳定，但实质上意味着接受权力逻辑的庇护，进入一种缺乏现代性甚至反现代的系统；
• 进入大型民企，则是在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的双重挤压下短暂搏杀，高薪背后是难以持久的消耗；
• 进入中小民企，几乎是最坏的选择，既没有现代性的规则保障，也没有体制的庇护，老板的落后理念看似是「管理」，实际上只是对「权力」的拙劣模仿，往往让人更加无力；
• 进入大型外企或跨国公司，则意味着接纳相对成熟的现代性系统：规则清晰、契约可靠、边界明确，但同时也必须承担资本主义的弊端，如不确定性的风险，表现为裁员或对外部局势变化的消极响应（退出本地市场）。
这就是年轻人的困境：他们也许并非是单纯「懦弱」或「不求上进」，而是在权力的庇护、资本的诱惑、现代性的风险之间，被迫做出选择。而这也揭示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进入体制，哪怕它并不真正进步：在一个现代性不足、风险过大的环境中，权力逻辑的稳定至少看起来像是最不坏的选择。最令人绝望的是，拥有这种选择本身已经意味着某种「优越」，更多人从不曾有过选择。
然而，这种批判本身也不完美。它过于依赖「线性进步史观」，仿佛现代性只有一条路径；它把体制与反现代性直接画上等号，却忽视了体制内部也可能吸收甚至发展部分现代性因素；它把社会主义试验的困境简化为理想的退化，却没有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制约；它指责年轻人选择体制是背离现代性，却可能低估了他们在风险社会下的理性考量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批判之所以显得锋利，也正因为它简化了复杂性。
当下的绝望与希望都不纯粹。
绝望不纯粹，是因为我们都曾见过希望：那希望曾经是红色的共产主义理想，许诺过一个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；也是二战后美国黄金时代的中产阶级梦想，展示过自由与人本主义的可能性。正因为这些光芒曾经真实存在过，今天的暗淡才显得格外刺眼。
而希望也不纯粹：红色的旗帜已经褪色，理想沦为权力巩固自身的画皮；自由在美国繁荣时曾经是文明之光，在衰退时却成为它无法挣脱的枷锁。我们所看到的希望，更像历史的余晖，无法照亮当下的阴影。
矛盾的是，那些对上述批判的批判，反而是一种希望。
如果有人能用越来越多的现实论据来反驳它——证明体制中仍然存在现代性发展的空间，证明年轻人的选择并非彻底放弃自由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，证明社会主义试验并非完全失败，而是条件不足下的挫折——那么这意味着现代性的余烬依然存在，我们的未来不至于全面黯淡。
但即便星星之火终将燎原，也不会是一代人、两代人所能期盼的事了。